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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王安石变法 来到宋朝,绕不开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和另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夏竦”同是江西人。庆历二年进士及弟,时年二十一岁。年纪轻轻便踏入官场,从基层一步一步走到中枢,四十八岁拜相。这个年岁的思想和二十几的官场阅历,正是政治人物的巅峰期。王安石这样一位有理想有才干,品德高洁勤勉自律的政治人物,到这一步该有所作为了。 太祖在杯酒释兵权以后,为防止后人学习自己这一招,做了一项改革,总结起来就是——文人掌兵权,将军没有兵。大动之后看起来内部是安全了,外部却挨不得打。边疆一有事就得和谈,打输了要割地和,打赢了只多了和谈的条件。契丹、西夏不能放松,蒙古部落更有蠢蠢欲动。内治和历代王朝相似,经几代的经营,不可避免地开始出现贫富两极分化,阶级矛盾加剧。只以上两点,内忧外患已成,改革势在必行。 纵观历史上所有的变法都是从财政收入改革起的,井田制、青苗制、一条鞭法等等内容繁多的变法,其根本是:在现有的形式下,如何完成财政分成,如何完成贵族阶层与平民的利益分成,如何完成国库与地方的利益分成。哪些产业纳入垄断,哪些产业则鼓励民间兴办自力更生。国家收入过多,伤害民心,则如杀鸡取卵;国家收的过少,地方收的过多,则中央失去集权能力,容易成诸雄割据之势。 既然这是一项利益分割,自会受到利益既得者们强烈阻挠和反对,然而我们想不到的是,敬爱的苏大学士也反对者之例,也包括后来取而代之的司马光。难道这些人代表了利益既有阶层?且不去分析反对者的立场,士大夫们如果反对起一件事来,理由可以是直接诛心的。他们一致认为,这一举措是与民争利,史笔写下去则是必然要有损国君颜面。到了这里,变法失败成了必然。 我不禁会想到朱总的财政改革,当年为了这一项利益分成,专门和地方政府谈判数月,从大省谈起逐个击破,确定了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成的基调,为今日之国库充盈,中央之集权垫定了基础。想想朱总当年做的这件事时,反对的声音何其相似。今日之繁荣,便有朱总当年不惧史笔的坚持。百年后,人们历数历史上变法之成效,必有我朝朱总这一笔。 从这件事,我们应反思,当一件事,利益既得者在反对,非利益既得者也在反对,这件事就一定是错的吗? ——对比古今,令人无限感慨。 开封府贴杀夏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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