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杀肥宅试杀

怀沙

抗疫「文艺」变「瘟艺」？

　　面对灾难，人类除了自己生存的本分，还会于以种类繁多的文艺形式留住刻骨铭心的记忆，灾难文学由此应运而生。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不少文艺工作者一刻也没闲着，提起手中的笔，「张口就是诗，下笔就是画，提刀就是印，所谓抗疫」、抗疫油画等如雨后春笋般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平台上集体发芽。
　　例如今年1月31日，新浪网发布的文章《抗击大灾大难 书写大爱大美——中国诗坛掀起「抗疫诗潮」》中提到著名诗人梁平，早在1月24日就创作出《武汉病了》、《与口罩过年》两首「抗疫」诗歌。同时，《另一种驰援的集体行动——2020年中国抗疫阻击战诗选》已经进入出版编辑阶段，号称中国首部「抗疫」诗集。紧随其后，全国诗人诗作喷涌，伴随著各大微信公众号、网站平台与新闻媒体的推波助澜，所谓「抗疫诗潮」席捲社交平台。      
　　与此同时，画家们也抓住这难得一遇的社会热点创作，广大奋战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被搬上了画家的油布。几乎已经成为2020年拜年微信拜年「门神」表情包的钟南山院士，自然免不了成为画家消费的对象。      
　　除此之外，早前网上海流传著一番关于「篆刻家韩天衡为钟南山制印，钟院士无情打脸：不如换钱买口罩捐给老百姓」的段子。这则消息的真假与否并不重要，消息流传的背后，反映出的是广大网友对部分艺术家过度消费以钟南山为代表的的医护工作者的不满。      
　　我们不禁要问，作为文艺工作者，任务是什麽？毫无疑问，文艺工作者，要立足社会现实，反映社会现实，表达群众心声，才能创作出广为传颂的作品。对于这次的「抗疫诗潮」、「抗疫艺术」，也许我们并不陌生。17年前的非典、12年前的汶川地震，也催生了不少「文艺风潮」，甚至有观点认为：中国当代诗歌，（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迎来了「大跃进诗歌」、「新时期诗歌」之后的第三次浪潮。（出自：《抗震诗歌：中国当代诗歌运动的第三次浪潮》）平心而论，反思这些由灾难引发的文艺作品，在事件平息后，又有哪部作品可以在人们的心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呢？      
　　提及灾难时期的文艺作品，也许我们会忘记什麽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忘记「黑死病」对欧洲历史的影响，但我们不难会想起同时期薄伽丘的《十日谈》，想起法国作家加缪的《鼠疫》，想起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当我们认真反思，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在这段时间集中出现在朋友圈中，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的春秋笔法有多么精彩，而是基于它们对现实的写照，让我们在特殊时期找回早已还给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知识。         
　　中国向来不缺乏这样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去帮助我们记忆、承载灾难带来的痛苦。早在东汉建安22年（217年）冬发生的那场瘟疫，曹植就曾经在《说疫气》（收录于《太平御览·卷七百四十二》）中以极其简短的文字对疫病流行的原因提出过科学而客观的反思。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文中可见曹植对鬼神导致瘟疫论这一歪门邪理的驳斥。      
　　当代著名作家阿来曾花费10年的时间，写就反映汶川地震的著作《云中记》。阿来坦言，自己早有创作的冲动，但迟迟未敢动笔。他曾说道，「5.12」汶川大地震后，在很多作家开始创作地震题材的背景下，不少报刊、网站也开始向他约稿，但他觉得无从下笔。「我担心一味写灾难，怕自己也有灾民心态。而且这种灾难给我间接的提醒，人的生命脆弱而短暂，不能用短暂的生命无休止炮制速朽的文字。」      
　　无论是灾难背景下创作的文学作品还是艺术作品，其任务，不是像新闻稿一样简单、迅速地记录灾难的过程，也不是尴尬的无病呻吟，更加不是引人厌恶的谄媚之作。在客观真实地记录历史的基础上，彻底地痛定思痛，也许才是艺术家应尽的责任。否则，这些所谓的「文艺」作品便会成为人们不屑一顾的「瘟艺」。